余轩编辑、子夜审校
其他
知青丨甘明：调侃宣传队歌舞表演，我被抓进县里局子
原题
成长于黄土高坡
——延安知青岁月（中）
作者：甘明
接上篇：初到延安
初上高原。邢仪油画
1969年是我第一次回家，是冬天回去的。另两次回家都是夏天回去的，因为1970年公社北京干部在冬天把我们集中起来办学习班。1971年夏天回了趟家，一回家立刻意识到夏天回家真赚，因为冬天干活时间短、劳动强度低，也挣10分；夏天干活时间长，劳动强度高，也是挣10分。这样冬天干活，回家早，可以一天学习八个小时。
尚晓丽1970年冬天回家（她根本就不听北京干部的，说父亲有病，需要照顾，不等批准，扬长而去）。1971年夏天听说我回北京，又和我一起回了趟家。1971年、1972年我回北京基本上在家复习功课，所以1969年回家故事最多。
回家后，妈妈把我穿回的一身旧衣服都扔在阳台上，又在阳台上将这些旧衣服放在开水里烫。洗过澡后，我从上到下、从里到外换了一身。
那时候，有一种越穷越荣光的思想，平常穿的都是带补丁的衣服。一次我去百货大楼，被拦住，嫌我穿得太破。我告诉拦我的人：“我们贫下中农就是这种生活水平，你们吃的、穿的全是靠我们勤劳的双手，现在又嫌我们穿得破，明天你别吃饭了，因为你吃的粮食全是穿破衣服的人种的。吃着我们种的粮食，把我们驱赶到门外，你还有没有工农感情，别把农民兄弟不当人！”看着我伶牙俐齿的样子，他只好让我进去买东西，其实我什么也不想买，就是想穿着破衣服进百货大楼。
那时，父亲到河北汉沽华北局干校下放劳动。母亲也搞什么设计革命，整天不在家，家里只有弟弟妹妹。回去了几天，和几个小学同学联系上了，又想重操旧业，撕大字报去卖。但是撕了几天，发现离别北京虽然只有一年，大字报却不是那么好找了。因为各单位都去五七干校了，大学生都分配了，哪个单位都是冷冷清清。撕了几天大字报，效率只有1968年的一半，大家决定洗手不干了。卖了30多块钱废纸，大家决定下“老莫”，胡吃海塞了一顿，还有点伙食尾子，分了。
一天。我逛完西单科技书店，拿着我分得的那点儿钱，在西单商场对面的牛奶店喝酸奶，碰到了王岐山他们大队的贾延峰。他看我一眼，厉声说道：“甘明，你又在这大吃大喝，我建议你以后花钱想想这些钱够老乡买多少煤油、扯多少布的。”看着他严肃的样子，想想延安老乡的苦日子，自己也觉得惭愧。他这句话我记了一辈子。
以后到设计院工作了，开始甲方请客，自己还拒绝，但后来有些饭不想吃也得吃，因为涉及能否获得设计任务。但自己想起延峰的这句话就觉得惭愧，这些钱要是用在穷孩子上学或者搞科研多好。到我快退休前，每顿饭的水平节节升高，一盅硬菜要一两百元钱，一桌十盅，就得2000元。再好酒一瓶，又是一两千，再把其他菜一上，一桌饭上万元是经常的事，再发展下去，不仅会亡党亡国，也把自己的身体吃坏了。好在十八大以后，风气日渐好转，必要的工作餐限制在一桌千元以内。
回家以后跟着尚晓丽参加了几次各地北京知青关于如何建设新农村的讨论会，这些人现在就是一个农民，却考虑的都是国务院总理应该考虑的问题。他们思想真开阔，有人认为应当搞新经济政策，全面推行资本主义；有人认为应当实行新民主主义，鼓励资本主义发展；有人又提出要轻徭薄赋，减轻农民负担。
尚晓丽有一次私下问我有什么主张，我想想，说按“六十条”办，保障农民自留地和房前屋后种植，保证私人种的树归个人所有。自留地保口粮，房前屋后地保蔬菜，自种树保用木，养鸡下蛋保日用花销，养猪保吃肉。她同意我的观点，在会上就给发挥了一通。我说我就随便和你一说，你怎么就讲出去了。她说大家都很随便，集思广益嘛！
其实就是现在，我也是这个观点，我虽然在设计院上班，但也搞些金融理财，我的钱1/3在银行基金，1/3在信托公司，1/3在股市。我个人认为国家给的钱只是固定收入，包你衣食无忧。但是你要有点更高的需要，就必须有自己的自留地。我的更高的需要就是住院要住单人间！长期伏案工作，我的睡眠质量很不好，再加上在陕北养成的脱光了睡的习惯，不适合和别人一间房。出去开国际会议，我都自己出一天350元钱，要求住单间。自称是自费副部级医疗待遇，自费司局级出差待遇。
回北京后，中学同学都不在，罗松平回京养病，耿小平分到向阳化工厂，我去过他们厂一次，还和他打赌，谁先结婚谁请客。到那去后，感觉工厂政治气氛太浓，有人背李煜的《浪淘沙》都要被批判，我觉得还是农村自由自在地好。
回来以后还和小学同学金和平见了一面，她在一家街道工厂上班，和一些大妈大嫂在一起做变压器。问我为什么要在延安吃苦，我告诉她，在你们厂没有上大学的希望，吃点儿苦不要紧。我问她还复习功课吗，她告诉我她现在就是一个待嫁的家庭妇女，早就不学什么了。我觉得两人的共同语言越来越少了，就没有再找她。
临近春节的一天尚晓丽约我见面，求我打听一下她父亲到底有什么事。我回家侧面问了一下父亲，父亲讲，她父亲在30年代被抓，没有承认是共产党员，专案组认为没有什么问题，关键华北局五七干校归河北省革委会代管，报上去没有音信。我把这个消息传给尚晓丽，她告诉我她爸爸是被xxx整的，xxx已经当了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她父亲现在没有任何希望了。
当时，家里父母若有问题，哪个单位都不要，只有在农村种地。尚晓丽原先的男朋友就是因为她父亲有问题，和她断绝了关系。她满怀忧虑地问我：“你觉得学数理化对我这样的没有明天的人还有用吗？”我鼓励她说：“你爸爸没有问题，即使有问题，也要坚持。”我用爸爸勉励我的话鼓励她：“坚持学习，不要等有机会上学时因自己荒废了学业而后悔。”她告诉我，这是她这次回家听到的最提气的话，很多像她一样的人都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只有我鼓励她学习。还对我倾诉了她和她的前男友交往的过程，说她父亲没事时，那人总献殷勤；一旦有事了，书信全无，真是小人。
时间过得真快，过了春节，我又回了陕北，又到了工地，尚晓丽不知怎么回事，也到了冯庄公社工地。我问她：“你不是我们公社的，怎么跑到这来了？”她开玩笑说：“想离老师近点儿。”我只好告诫她保持距离，别传出什么八卦来。她满不在乎地说：“我都不怕，你怕啥！”对她这股大大咧咧的劲头我真是很无奈。
这年我过得很平淡，上工、学习，下雨天和尚晓丽打平伙。由于在公社离得近了，许多哥们儿到我这改善生活，我这里被北京干部称为“黑窝点”。
当年。邢仪油画
陕北是我世界观形成的地方，对我思想影响最大的三个人是老宋、王岐山、尚晓丽。
我和老宋是忘年交，我常到他的窑洞里做客。两个人聊得很投机，我当时觉得延安太落后了，经常和他探讨延安为什么这么落后。
看到陕北这么落后，老乡生活这么艰苦。自己又无力改变这里的贫穷，我一度心灰意冷。老宋告诉我从1958年开始，一系列“左”的政策对农村的破坏，告诉我应该按“六十条”办事。老宋告诉我，如果让老乡自己干，肯定打的粮食多，但是违反现行政策。他认为现在比较现实的就是呼吁落实“六十条”（1961年《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的简称）。这是毛主席亲自制定的政策，中央又没有废止，可是现在不让种自留地，没收房前房后种的东西，要挖“资本主义的根子”，这些都是不符合“六十条”有关规定的。我问他，如果把川地和坝地都分成自留地，按“六十条”规定把房前屋后都给老乡种菜，靠这些保证老乡的基本生活；队里的田则用来保证公粮、购粮和孤寡老人，是否可行。
老宋告诉我，他原来是武功空军的飞行员，由于对“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大办食堂有看法，差点被打成右倾分子，被发配到陕北。他和我讲了许多1958年发生过的事情。我父亲其实在当年也是由于对一些“左”的做法有意见，被迫离开设计院到华北局的，但是为了教育我们忠于党，同时也怕我们年少无知，说出去惹祸，没有告诉我们当年的实际情况。老宋是第一个把1958年的一些“左”的做法告诉我的人。
同时我和老宋谈了一些知青中发生的情况。当时有些知青受“左”的思想荼毒，为了凸显自己表现好，专门整同学。比如有个同学用印有伟人像的报纸做了厕纸，就被揪出来批斗了一场。有的知青看到老乡在屋旁种了些蔬菜，他们也给拔了，还说是“拔了资本主义的苗”；老乡种的树也要充公。这些人还把自己的行动都和伟人语录挂钩，干了什么事都要自吹自擂讲用一番。更有甚者，有些女生为了入党，主动向北京干部或者公社干部投怀送抱……我非常鄙视这些人。
我对老宋讲，我这辈子要入党，但是我绝不靠踩着别人肩膀入党，我绝不靠开讲用会入党，绝不在床上解决入党问题。当时我年少轻狂，居然说我要像钱学森、梁思成那样靠本事入党。我要先当教授，后入党（当时国家很多年没有评职称，好多50年代毕业的大学生都是助工、助教，但我认为国家早晚要走向正常，早晚有一天我会当教授的）。当时敢这么说话的一定是狂客。现在想起来，自己年轻时就是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狂客。我这三个“绝不”的话不知怎的就传出去了，再加上我后来说的一些狂话，我在公社的恶名陡增。
王岐山主要是领我走近了知识的海洋，说起来我是“老兵派”的，他是“四四派”的头，1966年8月4日学校开批斗他的大会我也在场，他第一次协调我和女生的关系又被我气了一顿，应该对我没有好感。但1969年4月，我父亲外调时绕道到延安看我，没见到我之前，先见到他了。他问我父亲是哪的，我父亲说是华北局的，他马上就说：“你是甘明的父亲。”他向我父亲介绍我时，主要肯定我好好劳动，勤奋学习。说到我和女生关系时，说前一段时间有些矛盾，但现在下雨后主动给女生挑水。没说我一句坏话。
我当时很奇怪，有一次我问王岐山为什么会说我好话时，他说了一句：“你本质不坏，就是淘了点儿。”我问他：“还记恨66年8月4日的事情吗?”他认为我只是跟着起哄的，当时对联那么火，他连揪斗他的人都不计较了。他还说，主席说要善于团结那些反对自己并且已被实践证明是犯了错误的人，谁像你，抓着人家小辫子不放。我仍然固执己见，告诉他，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但以后我和他关系还不错，他曾经给我开了一个书单，有艾思奇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于光远和苏星主编的《政治经济学》，周一良的《世界通史》,《纲鉴易知录》《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学》第三编，总之现在我的一些基本的政治知识都是那时候跟着他学的，有看不懂的就记下来，到他们队的时候就向他请教，他也来者不拒，有问必答。他当时和姚明珊谈恋爱，姚明珊有时候说我蹭吃蹭喝。总之他给我的印象就是读书很多，视野开阔，交往很广，待人讲义气。
尚晓丽有许多内部书，什么苏联军事家、战略家格奥尔吉·康斯坦丁诺维奇·朱可夫元帅的《回忆与思考》，苏联军事家谢尔盖·马特维耶维奇·什捷缅科大将的战争回忆录《战争时期的总参谋部》，美国现实主义进步作家赫尔曼·沃克的《战争风云》，溥仪的《我的前半生》和《文史资料》……
由于我父亲是司局级干部，周边的朋友也是司局级。尚晓丽父亲是部级干部，周围有许多部级的朋友，对党史了解得更多。几乎所有的“老兵派”无不讨厌中央文革的那几个人……
七十年代。邢仪油画
尚晓丽还知道很多内部消息，比如“富田事件”的原委，打鼓场战斗失利，延安整风中的抢救运动，和解放战争中一些失败的战斗，金门战斗、四平保卫战、长春保卫战、涟水战役、大同攻坚战、榆林攻坚战；新中国成立后的一些失误，如“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大炼钢铁，大办食堂，吹嘘亩产超万斤，“文革”中的一些事件……她告诉我没有什么战无不胜，伟人也会犯错误。她还给我看了许多内部文件的抄件。在“文革”中，我看过红卫兵卖的《毛泽东思想万岁》那样的书籍，都是主席的内部讲话，其中有《论十大关系》、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等。而她的这些抄件都是从她父亲的笔记上抄的，比那些东西的保密级别高多了。
由于他们三人的指点，我觉得自己的眼界开阔了许多，老宋给我讲了许多实际情况，使我知道一些“左”的政策使得农民受了多少害，今天这些“左”的做法还在延续。王岐山使我的政治学习更加系统化了，看了那些书后，自己的理论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说实话，自那以后自己就没有很好地学习过政治，得以支持历次考研究生政治都及格的就是靠这个时期学习政治的老本。尚晓丽使我对党的历史有了更高层次的理解，过去我们对党史的理解仅限于《星火燎原》《红旗飘飘》《文史资料》等一些回忆录，从她嘴里得到了一些高层人物才能知道的真实东西，使我受益匪浅。
在工地当民工是我在延安插队时的主要生活模式，复习功课是我的主要业余生活。由于潘利平、胡建光的粮食被老宋调剂给我了，所以我的粮食是比较富裕的，没有像电视剧中说的那样去要饭。同时由于老宋让我兼任工地宣传员，所以我的灯油和煤炭是有保证的。
由于我一直选择仓库做自己的宿舍，所以一直是一个人一个灶，一间房。我父母在“文革”中没有受到严重冲击，家里一个月给我5元钱，队里年终也能分红几十元钱。另外，我还通过朋友参加过延安殡仪馆抬死人、给死人穿衣服的工作，挣了一些零花钱。这些钱主要用于下雨天，和尚晓丽打平伙，一般是两人各出一半的钱（当时陕北一只鸡一元多），我负责供水、供粮，她负责杀鸡做饭，菜是从工地食堂要的（因为我们当天不在食堂吃饭）。
尚晓丽做得一手好饭，而且她从北京带来好多像酱油膏等佐料。我记得她用鸡心、鸡肝等杂碎炒的鸡杂碎特别好吃。有一次我们高价买了一个猪头（在那也就三四斤猪肉价钱），她做了许多酱猪头肉，吃了好几天。特别是冬天，陕北老乡杀狗留皮，做狗皮褥子，我们就把狗买下（一只10元左右），尚晓丽做腊狗肉，又够一个冬天吃的。那些皮做狗皮褥子，到离开陕北时，我有五张狗皮褥子，一直把它们带到西安、江西、江苏，直到我研究生毕业回北京。考虑到北京冬天有暖气，没带回来。由于不会做家务，有时尚晓丽挤兑我：“将来谁找你谁倒霉，整个就是一个大爷。”
我记得比较清楚是1970年我们总共吃了14顿鸡肉，因为那年我的朋友李振宇、杨三庆他们郭庄队男知青被公社批判了一顿。起因是为了庆祝1966年“八一八”毛主席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四周年，他们邀请了一些同学大吃了一顿，被他们队的北京干部诬蔑为“百鸡宴”。在批判时，他们平常说的一些话，如“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八个样板戏太少了，不能满足群众的文化需求”，都被他们队的女生拿来批判。那几个搞宣传的女生偷偷地向我们公社的北京干部检举我，说我也经常吃鸡肉。经调查，我们一年吃了14次，不属于大吃大喝，属于改善生活。我知道这件事后，想揭发那些女生说毛主席语录反动的事情，尚晓丽不同意。后来我就用那件事威胁过她们，让她们保证不再挑事了。
我和那几个女生关系缓和是在1970年夏天的一个夜晚，那天下着濛濛细雨，尚晓丽使劲敲我的门，我穿好衣服开门问什么事，她说：“甘明，韩丽萍发烧都39度了，快，帮我们把她送到公社医院！”我说：“你找红专的人送，白专的人没资格送！”她给了我一拳，直言道：“男子汉，不要小肚鸡肠，人命关天，快！”我只好换上防滑雨鞋。到女生宿舍后，尚晓丽吩咐我背人，我不太愿意背女生，便说：“我把手推车拉来了，我把车放下，你们把人送下去吧！”
尚晓丽看出我的心思，对我说：“此时只有病人，无论男女。”我只好先把车送到坡下，再回过头来把韩丽萍背下坡，再拉着她到了公社医院。过后徐小莎对我说：“以前说你白专是我们不对，不过你也太没风度了吧，不能记一辈子仇呀！”我说我没记仇，我一般不和女生说话。她们看着我直撇嘴。我告诉她，如果有学习问题可以探讨，别的事我没时间。从此我们的关系缓和一些，我有些事情（比如缝被子、补衣服）她们也帮忙。
发生在插队时的一件奇葩的事情，我被抓了！那是1970年，正值“一打三反”运动开展之际，工地来了个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给民工们表演节目。我从小就不喜欢看文艺演出，现在更觉得耽误自己学习功课了。宣传队唱歌的时候，自己就躺在一块石头上想事情，心里那个烦呐，正没处发泄，有个小民工，平常和我开玩笑惯了，推了我一下，问道：“甘明哥，现在演的节目是什么意思？”我看了一下，正在跳新疆舞，我本来就烦，他又打断了我的思绪，就更烦了，就没好气地说道：“左也不同意，右也不同意，杀死我也不同意，那就没办法了。”（演员把手都举向左面是左也不同意，把手都举向右面是右也不同意，放在脖子上是杀死我也不同意，两手一摊是那就没有办法哪）。有个宣传队的人听到了，向公安局报了案，说我攻击毛泽东思想，结果我被抓到延安县公安局。
审问我时，公安人员一听我叙述案情，不由地笑了起来，他们进屋商量了一下，回来很严肃地对我说：“为了让你长点儿记性，不要再到处胡说八道，先关你几天，好好反省，写份检查，一切取决于你对问题的认识。”于是我被送到拘留所，开始了这辈子唯一的一次铁窗生活。
在拘留所里，一天只给八两饭，当时我一天饭量一斤半。和我关在一起的是一个小偷，和我聊了他的梁上生涯，听得挺过瘾的。虽然我肯定不会去当小偷，但是听听他们的生活，让我了解了这些出自社会底层的人，由于生活所迫，沦为盗贼的过程，使我进一步知道了社会的许多阴暗面。
正想多听听他讲故事，可第二天一早，监管就把我提出来，向我宣布我的事情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让我吸取教训，以后说话要注意。我说：“就这么放了，不写认识了？”监管没好气地说：“你们干部子弟就是牛，昨天进来，下午就有人打电话说是人民内部矛盾，让对你教育一下，放了算了。”还说本来也没认为我是反革命，就是想关我几天，让我长点儿记性，没想到才一天就把我放了。
出拘留所门时，没想到尚晓丽在门外，一见我，她哈哈大笑：“甘明，你说笑话把自己说到监狱里，也算是一个奇迹。我带你见个人。”于是我见到了她父亲的老战友，说也凑巧，她父亲的老战友也是老容父亲的老战友，并且也认识我父亲。1969年4月我父亲到延安来看我，曾带我看过×伯伯。伯伯听了我的入狱经过，也哈哈大笑，说：“臭小子，以后要管住自己这张嘴！”同时嘱咐我，要在政治上积极点儿，他告诉我，以后上大学还得看政治表现，说有时要违心地搞点儿政治作秀，要违心地唱唱高调。我当时还不太明白是什么意思。
由于1970年3月中央开了“延安地区插队知青工作座谈会”，周总理让所有知青合灶，还派了北京干部来管知青。我们公社的北京干部是北京市公安局派来的，我们大队的北京干部先是老尤，后是老张。老尤同志是江苏镇江人，1949年参加革命，新中国成立初期派到苏联学消防。老张是河南济源人，1945年参加工作，家里很苦，新中国成立后到8341部队工作，复员后到北京市公安局工作。我由于大部分时间在工地劳动，和他们接触不多。有时候由于幼稚，和他们顶过几次嘴，现在想来很后悔。
还有就是我在冯庄出名了。当时由于我一个人住一间屋子，屋里有煤，有尚晓丽的佐料，所以有许多哥们儿都愿意到我这改善生活。北京干部来了，让大家合灶。因此不好自己开小灶了，买一只鸡，大家一起吃，自己吃不了几口。到我这，现成的水、煤、佐料。而且我这个人好说话，你要大方呢，就给我留个鸡腿；小气呢，就留下鸡杂、鸡头、鸡臀尖，鸡汤总要给我留一口。所以我的一群狐朋狗党把我这当成据点。
有一次，三个朋友同时到我这，大家买了三只鸡，我又拿出去陕西省武功县玩时老容送我的一瓶西凤酒，有个同学又去附近小卖部买了一瓶酒。大家边吃、边喝、边胡聊起来。当时我们这些人，对那些一本正经的同学都特别反感，说到延川有一个清华附中来的赤脚医生，在讲用会上讲他在给病人动手术时想起了“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的伟人教导，大家便和我开玩笑，说甘明你把《毛主席语录》都背下来了，你以后干什么事，都找条语录，你的光辉形象就特别高大了。我们起哄，唱着“谢谢妈！临行喝妈一碗酒……”亮个像，表示自己很伟大。
说着说着，说到有些正经人为虎作伥，“割资本主义的尾巴”，把老乡在窑洞附近种的烟叶都给拔了，还要把老乡种的树收为公有……说着说着，大脑在酒精刺激下说了一句使我在公社无人不知的疯话——“20年后我要当了总理，我一定一切都按‘六十条’办。”这句话再加上我说过的先当教授，后入党的话，使得我在公社扬名了。
全公社的知青都知道我20年后要当总理，还要当教授，再加上我整天头上系个白手巾，穿个羊皮大氅，腰里系根草绳，说着一口陕北话，走着路时，经常唱着不成调的信天游，整个公社的北京干部和知青都觉得我这个人和疯子一样。后来北京干部问我说没说过这话，我矢口否认，当时一起吃饭的四个人都不承认，他们也无法追查。
陕北知青
丁爱笛：北京娃娶了陕北羊倌的女儿
米鹤都：上山下乡运动的起源
史铁生：相逢何必曾相识
请关注备用号